三八节过了不几天，廖文刚就满了十五岁。就在他生日的那天中午，他写了入团申请书。他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团支部：
兹有井研中学六零初一班学生廖文刚，自愿加入共青团，希望在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能够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把自己的一生最有效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申请人廖文刚于1960年4月1日
下午，廖文刚就把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董伯才。第二天中午，团支部组织委员吴淑芬把廖文刚找到打钟的林荫道旁说：“我们支委研究了，欢迎你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入团申请书，不能这样简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自己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吴淑芬边说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本说：“这是团章，你先认真看一看，对共青团的认识，要照着团章上的表述写。第二个部分，向团组织讲清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包括父母亲的出身成份、年龄职业、政治表现，就是要说明是不是党团员，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组织等等。社会关系就是讲自己的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们。比如，老爷，奶奶，姑姑、叔叔，外公外婆，舅父舅母。有政治问题，就要详细地写。第三个部分，就是表一个态，批准了，如何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没有批准，又怎样努力，创造条件。另外，还要请两个团员，作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廖文刚听了以后说：“那我就星期天写，好些亲戚，还要问父母才清楚。”
星期六晚上，廖文刚一口气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读完了，他感到了青年历史责任的重大，于是铺纸提笔，写下了自己要求入团的理由。到写家庭社会关系时，却有很多空白，无法写，于是星期天就请假回家，一一问了父母亲。费了半天时间，才把入团申请书写好了，并且请团支部书记董伯才和民兵连长、乐山专区的学生积极分子董存根当自己的入团介绍人。星期天晚上，他就把入团申请书交给了董伯才。随后，就是填入团志愿书，参加团支部大会讨论，然后提交井研中学团委审批。
六零初三班的李光玉是饲养组组长，和同学们一起，养了猪还养了好些羊子。有一天，一只小羊死了，可能有五六斤重。全组同学，看着死去的小羊，心里都很难过。李光玉把死羊的消息，报告了班主任吴北延老师。吴老师大声说：“一定按照上头的规定办，埋掉！不能吃！以免传染。”李光玉就和同学们一道，把死羊埋在了磨儿山下的地里。
下晚自习后，有几位街上的同学悄悄把李光玉请出寝室，说：“实在饿得慌，走，把你们埋的羊，挖起来，可以好好吃一顿。”李光玉说：“吴老师特别说了，不能吃，怕传染。”那几位同学说：“什么细菌还炖不死，走，肚子这么饿，还信那些！”李光玉虽然有些犹豫，但自己的肚子已经好久没有饱过了，就说：“老师知道了，不得了，等大家睡着了，才去。”那几位同学说：“我们在后门等。”李光玉回到寝室，等到同学都睡了，才轻轻起床，蹑手蹑脚地到了后门，他们一共五个同学。便到磨儿山下，用手把死羊挖出来。当时天气不热，羊还没有臭。他们背到一个熟悉的老乡家里，点上桐油灯，掩上大门，大家七手八脚地剥了皮，去了肚腹，洗得干干净净，切成几大块，放在锅里，加起大火就煮。同学们都围着锅儿等着。煮着，煮着，开锅了，汤由清的变成白色的，香味也出来了，同学们都忍不住涌出了口水，大家说：“真香啊！”李光玉说：“我们都可以饱吃一顿了！准备碗筷！”
可是，就在这时候，吴北延老师推门而入，后面还跟着一个班委干部。吴老师严厉地说：“只顾肚皮，不要命了！不要纪律了！”李光玉和另外四个同学，只好惶恐地低着头，不敢吭声。吴老师问：“是谁出的主意？谁领的头？”李光玉不假思索地说：“是我。”吴北延老师说：“好哇，李光玉，你还是班干部，还是饲养组的组长，你带的什么头！”吴老师指挥那位班委，把煮好的羊肉捞走了，给老乡剩下了一锅汤。五个同学都惋惜得心疼。
第二天晚自习时，班主任吴老师组织了对李光玉等同学的批判会。李光玉作了深刻检讨。班长李秀芝，劳动委员曹正训，团支部书记李月华，团支部组织委员周荣枝，都踊跃发言，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李光玉的错误。吴北延老师最后说：“李光玉等五位同学，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同学们要吸取教训。同学们积极发言进行分析批判，说明了，我们六零三班的同学，正气很浓。人有了正气，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每天毕竟还有6两粮食和一两斤蔬菜，肚子虽然饿，但是饿不死。而死羊、死猪，有可能夺去我们的宝贵生命，我们只能按照上级的指示埋掉、倒掉！我们不能为了这一点小利去冒失去生命的风险！”吴老师停了停，放缓了语气说：“但是李光玉同学勇于承认错误，一点也没有推诿。另外四位同学，也承认了错误，青年人，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开了这次批判会，李光玉心里很着急，他的家庭经济决定了他只能读不要钱的中专，已经临近毕业了，他在班主任老师脑袋里留下的坏印象，怎么消除得了！
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刘真老师到班上叫道：“陈学文，出来一下。”好些同学又为陈学文捏了一把汗，以为他又出了什么问题。陈学文胆怯地走出教室门，来到林荫道上。刘真老师说：“你明天去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先填好这张表，以后在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陈学文惊奇得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表，回到教室，还咬了咬手指头，验证一下是不是在做梦。他周围的同学看见他手里的空军飞行员体检表，都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陈学文的体检却异常的顺利，取得了到乐山体检的资格。六零初一班只有他和钟同两人。当时已是初夏天气，陈学文和钟同都嫌自己的被子太沉重，背起不合时宜。陈学文就给刘明新说：“借你的新毯子，我们去乐山盖，你晚上就盖我的，行不？”刘明新说：“行，以后当了飞行员，让我摸摸飞机就行了。”钟同和陈学文两人就打算在乐山打伙盖这床毛毯。
晚自习时，武装部的姜同志到了学校，召集井研中学到乐山复查的12个同学开会。姜同志，个子高大，真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他说：“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军保卫祖国，很好！但是，空军飞行员，可不是一般的兵，你们当中，能有一个上，就是我们井研的光荣了。你们能够去乐山复查，这就很不简单。后天早晨8点正，我们到粮站先坐车到五通桥。每个同学办好自己的粮票、带点零花钱，按时到车站。”
早晨，陈学文和钟同、李光玉、曹正训、曾仲池、彭仲祥等同学，到了粮站，姜同志早等在那里了。一会儿，开进来一辆敞篷的粮车，车上装着大半车用麻袋装着的粮食。姜同志指挥大家放好行李、上车，坐在麻袋上。他说：“手抓稳，不要还没有飞上天，就掉到地下去了。”同学们都笑起来了。姜同志坐进驾驶室，车子开动了，一路尘土飞扬。同学们冒着烟尘，欣赏一路的风景。这是饥饿的年代，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田里也稻秧青青，山上的豌豆、胡豆，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早已经只剩了空秆。同学们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到了五通桥，同学们的头发上、眉毛上都沾满了灰尘。
下车以后，姜同志到处联系车辆，跑得满头大汗，却直到天黑也没有着落。姜同志只得说：“到乐山也只有20里路，我们就摔火腿吧。”于是，十几个人，便背起行李，趁着月色，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乐山前进。只一个多小时便到了乐山，找好住处以后，姜同志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招待大家吃小吃。”大家于是上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面馆，各吃了一碗面条，由姜同志开了粮票和钱。大家都很惊奇，问：“姜同志，把你的计划吃了，你吃什么？”姜同志笑着说：“国家再困难也不可能让军人饿肚皮。这是国家招兵的计划粮，你们放心吃。”
第二天，同学们就参加体检复查，直到下午才结束。第三天早晨，天下起了小雨，冷起来了。大家坐在屋檐下等车。陈学文把刘明新的毛毯叠好，放在膝盖上，一会儿，钟同看见了，说：“我也冷，给我盖一会儿。”钟同便扯过去，放在膝盖上。陈学文便站起，活动去了。一会儿，只听姜同志喊：“车来了，上车！”也是一辆货车，是放空的，大家便爬上车去，姜同志清点了一下人数，便开车了。到了半路上，陈学文问钟同：“毯子呢？”钟同才大吃一惊：“哎呀！我站起就走，忘记拿了！”陈学文说：“我给刘明新借的，怎么办？”钟同说：“有什么办法？只好由我赔他。”回到学校以后，陈学文连忙向刘明新说明情况，表示歉意。钟同赶忙给五通桥的哥哥写信，要钱来，买毯子来还了刘明新。
又隔了几天，姜同志又来通知，陈学文和六零高的左克文等三个人，要再到乐山复查，如果通过了，马上就要上成都。消息一传开，井研中学的师生们，都对这三位同学投去羡慕的目光。陈学文得到了读初中以来，最高的荣耀和满足，成天乐滋滋的。
隔了几天，姜同志给三位同学都买好了直达乐山的车票。到马踏中学，又上了几个同学。到了乐山，陈学文顺利过关。这天，姜同志找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井研人，他有亲戚在六零五班读书，就一直把陈学文等送到了成都草市街复退军人接待站。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月，每天都进行训练考核，井研的人除陈学文外都一个一个地被淘汰了。没有事，陈学文就和犍为的几个同学，一同上街去耍。有时晚上还翻墙出去。一切检查和考核都合格后，负责的同志对陈学文说：“祝贺你，只要政审合格，你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了。我来迎接你！”陈学文高兴得嘴都合不拢：“首长放心，我一定来！”省军区派车直把陈学文送回乐山，乐山军分区又派车把陈学文送回井研。六零初一班的陈学文飞行员体检合格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学们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师生虽然艰苦，但毕竟每天还有六两多粮食吃。而当地的农民，才真正陷入了绝境。六零初四班的卢翠华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归宿假到了，她几个月没有吃饱过，但毕竟又要见到自己的父母亲了，还是兴高采烈地往集益公社赛功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家里赶。她们一家劳力特别强，父亲、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是强劳力。尤其她的父亲，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回到家里，她又可以听父亲讲故事了。还有，大嫂生的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她一回家，就围着她“姑姑”“姑姑”地叫个不停。要她抱，要她牵，要看她写字看书，要听她讲学校见闻。
卢翠华推开院门一看，她的母亲正在三个石头顶着一个破罐子，煮什么东西吃。卢翠华说：“妈，煮的什么？我吃点。”她的母亲木讷地看着她，并不站起来，只是小声说：“你吃点？”卢翠华仔细一看，才大吃一惊，只见自己的母亲，瘦得像一缕枯藤，抱着的小侄儿，瘦得腿细脸长，像一只青蛙，她揭开锅一看，水还没有开，里面装的东西，她可没有看见过。“这是什么呀？”“状元红蔸巴。”“伙食团不开伙了？”“一个多月了。”“他们呢？”她母亲泪珠滚滚而下：“都埋在后边坟地里。”“什么！他们都饿死了！”卢翠华狂喊。“只二嫂还活着，回她娘家去了。”卢翠华梦境似地跑到后边坟坝里一看，果然有六座新土堆。她边喊着“爸爸！大哥、大嫂！二哥！侄女！侄儿！”一下瘫在了坟地里。一会儿，她的母亲才拄着棍子，颤巍巍地来了：“回去吧。在劫难逃啊，不要哭坏了身子。”卢翠华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再说，谁还有气力进城？”卢翠华说：“我还有每月19斤口粮，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活下去！”
从此以后，卢翠华就千方百计地从牙缝里节省，把饭带回家去给母亲和活着的唯一一个侄儿吃。她的母亲和小侄儿终于活下来了。像卢翠华这样的同学，当时是很多的。
六零初五班的崔龙才，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放了归宿假，兴冲冲地往家里跑。他这一家，解放前受尽苦难，他的三哥，才14岁，为了躲壮丁，跟着一个木匠师傅到马边做活路，走了七天到了马边，水土不合，生了病，木工师傅又托牛贩子把他三哥带回来，走到路上遇大雨，跟不上牛贩子，只有一个人在泥泞的路上走，晚上投宿，店老板怕他死在店中，不让住，只给了几把稻草，让他睡阶沿。他三哥竟然就死在那里。解放后，家里翻了身，他们家喂了六头猪，五只羊，几十只鸡鸭。现在，走在路上，想起前几年的好生活，心里还乐滋滋的。崔龙才进入了自己家所在的大队，他吃惊地发现，一路都是新坟。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父母兄弟，一个一个都面黄肌瘦，原来这个伙食团已经断粮近10天了。
他的父亲告诉他，已经饿死了几十个人。崔扬海的妻子去捡了几个苞谷，被斗争，吊死了。崔扬海饿死了，还留下两个女儿。崔龙才大吼道：“怎么会是这样的啊！”他爹有气无边地说：“那样密植，怎么会有收成嘛。大兵团作战，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炼钢，烧钢炭，小春没收成，谷子黄了没人收，红苕也没人挖，烂在土头。”崔龙才问：“那，现在怎么办？”他母亲说：“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天天去要粮；要回一点，又开一顿伙，伙食团开不起伙，就只有找野菜吃，吃树皮，吃芭蕉头。”他父亲说：“你快回学校去，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读书！”崔龙才只得含着泪水离开家回学校。
星期天晚饭前，二班的吴长周背着书包走到校门口，正碰上廖清风进学校来吃晚饭。廖清风说：“猫儿，书包里胀鼓鼓的，有什么好吃的？”吴长周走路做事，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影响了别人，就像扑鼠的老猫在悄悄行动，于是有了“猫儿”的外号。吴长周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村连野菜树皮都不好找了，还有什么吃的可拿！”廖清风用手一摸，硬硬的，说：“我不信，里面一定装得有。”吴长周笑着说：“你看嘛，装得有空气。”廖清风打开书包一看，可不只是一个空空的猪油罐。“拿来做什么？”吴长周只是笑笑，并不说话。
从这周起，吴长周从星期三晚饭开始，晚餐就只吃菜还喝一碗小球藻汤，饭就悄悄拿回寝室里去，打开陈旧的木箱子，用筷子轻轻地把饭擀进罐子里，然后又轻轻地把箱子关好。到了星期六，吴长周把午饭也装进罐子里，放学后，就背着四顿将近八两米的饭，回到家里。他母亲接着，看见这么一罐儿饭，又是高兴又是心疼。说：“这是你的口粮，这怎么行！”吴长周说：“我有吊命的，你们没有。一星期能吃这样一顿，也能熬一阵子。”他母亲，立即去找来瓢儿菜，晚上煮了一大锅，全家人吃得比过年还高兴。
三班的刘长清，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刘世杰是公安局的干部，姐姐，五七年初中毕业，准备读高中。还有一个小弟弟和母亲一起。一家人都住在研城街上。谁知祸从天降，父亲成了右派，下放农村，1959年又弄到峨眉干部农场劳动改造。右派的女儿，升学无望，姐姐跑了新疆，刘长清和母亲弟弟一同到农村生活。到59年下半年，公共食堂把社员分为五等吃饭，全劳、半劳、附带劳动力、老人、儿童，食堂准备了大小不一的五种木瓢，按劳力分别用相应的木瓢打给一瓢。肚子饿了就喝盐水，剥枇杷树皮，采软雀儿花，挖芭蕉头，逮老鼠，捉蝉捕蛇找蜘蛛。人多东西少，渐渐的什么也找不到了。刘长清的母亲和小弟和社员一样，得了肿病，刘长清见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浑身都肿了，就每顿少吃一大口，每周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弟弟吊命。
像卢翠华、吴长周、刘长清这样腾口粮来救济家庭的办法，在当时的井研中学，已蔚然成风。这种现象被学校知道了，领导又感动，又着急。眼看学生得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特别召开大会，汪校长说：“我们学生每月这点口粮，是党和政府为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调拨的。你们的家里，有人民公社想办法，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健康，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准把米饭拿出食堂。”从这天开始，学校就派有值周老师、值周学生在食堂外仔细检查。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同学还是千方百计把饭混出食堂。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手拿一个搪瓷盅，里面盛饭；上面放一个碗，装上汤，边走边喝；还有一个办法，这是女生想出来的，就是轮流请病假，请同学凭病假条把饭带出食堂。
一个星期天下午，二班的罗璇和贾桂芳到了山上。罗璇说：“我每天只吃两顿，我的中午饭，带回家里去了。”贾桂芳说：“山上的豌豆都可以充饥了，你的父母，不敢去偷呀？”罗璇说：“我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时，叫他去自贡教书，他不去；后来，调他去一个单位，他也不去。就在家里务农，他教育我们，‘君子固穷’，不准我们偷东西。”贾桂芳说：“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她们两人在山上走，眼睛只注意着树上，看有没有点意外收获。她们的脚下的地里，豌豆已经挂角，但她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摘来充饥。因为，这是公社的财产。
这时，一个瘦骨嶙峋的民兵背着鸟枪，向她们走来，大声说：“小鬼，你们到这豌豆地里来干什么！”罗璇答：“找点吃的。”“这山上，哪还有可吃的，要是偷摘公社的豌豆，我是可以开枪的！”贾桂芳说：“看我们都空着手。”那民兵看了一眼干瘪的包，还是紧盯着她们。她们两人走了好一阵，终于发现一棵柏树上，有干枯的藤子。罗璇爬到树上看，高兴地喊道：“运气好，有一个！”原来，她从柏树的枝叶丛中的枯黑的藤蔓中，发现了一个狗爪豆角。他梭下树来，手里高举着一个三寸来长的黑糊糊的豆角。剥开一看，里面躺着4颗乳白色的狗爪豆，比蚕豆大些。罗璇挑了两个大的给贾桂芳，说：“我们平分。”贾桂芳说：“我要一个，你找到的，你要三个。”罗璇说：“拿着，我们再找。”她们继续找下去，却再也没有找到可以吃的东西了。她们路过棉花仓库的时候，见有熟人在卖棉花籽。贾桂芳上前说：“大娘，我们要一把好吗？”那大娘抓了一大把给贾桂芳，贾桂芳谢过，又分了一半给罗璇。
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点着煤油灯，火焰不到一寸长，黑烟却有尺多高，一些同学，就在煤油灯上，用竹签子穿着东西烧吃。有烧棉花籽的，有烧狗爪豆的，有烧岩胡豆的，有烧蓖麻籽的，有烧蚱蜢的，有烧干螺丝的。这其中就有罗璇和贾桂芳。教室里弥漫着各种奇怪的气味。
又一个星期五的上午第二节课时，六零初二班，卫仲康老师正在上代数课。这位老师，是络腮胡子，大家背后都叫他卫络耳胡。虽然是艰苦的年代，这卫老师，依然精神好，声音大。他正讲得津津有味，同学也正听得聚精会神，这时，一个几岁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大声地哭着喊：“大姐，爸爸死了！”罗璇一惊，这分明是她的小妹，她忘了给老师请假，便冲出了教室，牵着小妹，直往邵家湾家里赶。罗璇在父亲的尸体前，哭得天昏地暗，乡亲们劝住，一起把她父亲草草埋掉之后，小妹又饿死了。罗璇的母亲，本是成都人，是家里的独生女，脾气十分暴躁，经常对罗璇姊妹下死手地打。她丈夫和小女儿饿死后，又疼又气。正是一个下雨天，她背着一个大背篼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扯了一大背豌豆，往家里背。她一边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一边嘴里狂吼：“要偷大家偷，要死大家死！”谁知脚下一滑，竟滚下了山岩。幸喜山不甚高，丢了背篼豌豆，自己一瘸一拐回到家里。干部闻讯，带起几个走路都偏偏倒倒的民兵到家里来，到处搜，到处翻，什么也没有发现，才不了了之。
一次六零初三班的周荣枝回到纯复的家里，知道他的养母被派到井研县苗圃旁边的养猪场里养猪去了。她就利用中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去看养母。这时养猪场的社员正在吃午饭，碗里都装着红苕。但没有见到她的母亲。她问到了她的住处，见养母，正斜靠在床上，端着红苕发愣。周荣枝喊道：“妈妈，你病了？”他母亲见是荣枝，就说：“是荣枝啊，我胃痛了好几天了，顿顿吃红苕，吞不下，你拿去吃了吧。”周荣枝说：“行，我晚上，给你拿饭来。”到了六点过，周荣枝用瓷盅装着饭，用手巾包着，来猪场找着了养母。：“妈妈，快吃饭，还是热的，我吃红苕。我们老师说了，红苕的营养价值可高啦。”周荣枝的养母接过饭，眼里噙着泪说：“荣枝儿，真是孝子，我这一辈子，没有白养你。”周荣枝说：“年轻人，身体好，吃什么都行。我每顿都给你送来，我们娘母俩换着吃。”周荣枝就这样，坚持到她的养母病好为止。
到了一九六零年春末，农村经常断粮，周荣枝的养父患了肿病。周荣枝离家的时候，对养父说：“我星期六晚上，拿饭回来。”她的养父说：“荣枝儿，你不要管，伙食团，也在想办法。你在读书，每月才19斤。不要管我们。”周荣枝回到学校，就常常利用课余去采南瓜花、撬红苕秧、采野菜来补充。从周三开始，每顿省两口，积攒起来，星期六晚上，送回宝兴场给养父母吃。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周荣枝怕饭馊了，就采取今天吃昨天省下的饭菜，留下今天的新鲜饭，到周六时把全天的新鲜饭菜送回家去。井研中学距宝兴场三十里山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也不管是自己生病，还是因为参加班里的活动深更半夜才能回家，周荣枝都坚持星期六时，把自己省下来的饭莱送回养父母家中。
有一次班上有活动，他走到宋高山时天已经很黑了。宋高山这地方，山高路僻林深，解放前，这里是强盗抢人的地方，当时，山荒野旷，一片死寂，天上没有一点星光，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浓黑，只有差不多又飞过一只闪着蓝光的莹火虫，这时，十七岁的周荣枝，瘦弱的身姿，正在一片坟地里穿行。这一片坟墓，高高低低，散乱地摆了几十米长，这时的周荣枝更是胆战心惊。突然猫头鹰一阵啼叫，在空山中，显得那样地凄厉恐怖，吓得周荣枝毛骨悚然，恨不得钻进石缝里躲起来，但是，为了饥饿的父母亲，她还是麻起胆子，跌跌撞撞地往前赶。回到家里，冷汗热汗已经把衣服都湿透了。她的养父母见周荣枝回来了，高兴得象见了救星似的，慌忙把她拿回来的饭倒进一个盆里，加上些青菜叶，煮成稀饭吃。
有一天晚饭时，一个妇女，满脸只见骨头，眼睛和嘴大得吓人，使人怀疑是一具骷髅，拄着一根竹棍，一步一挨地走到校门口，对韩大爷说：“见四班的贾桂芳。”原来这是贾桂芳的母亲，她已经一个星期多没有吃过饭了，贾桂芳得知情况，约好让母亲来拿饭吃。可是贾桂芳怯生生地走出食堂时，被极负责任的值周老师发现了。“把盅盅上的碗拿开！”贾桂芳慌了神，站着不动。值周伸手拿开碗。“我也不报告领导处分你，你就站在这里，把饭吃完了才走！”贾桂芳只有15岁，个儿小，胆子也小，她不敢违抗，流着泪，吃完了饭，才到校门口。她哭着对坐在凳子上的母亲说：“妈妈，被发现了，饭没拿出来！”她的母亲一听，愣了一会儿，说：“也好。照顾好自己。”她的母亲拄着竹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了。谁知走到北门坡，就倒在坡上，再也没有起来。等到星期六，贾桂芳捧着一碗饭回到家里时，才知道她母亲就在那天饿死在北门坡上了。因为没有有力量运回去，就埋在那里的山上。贾桂芳捧着饭，找着了坟，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天蓝蓝的，阳光格外灿烂。
女生们为了能把饭端出来，每顿都有一个同学不吃饭，装病，就可能带一份饭出来留着带回家。一天，六零初一班的刘翠容和他的兄弟一起，提着腾出来的饭，往家里赶，他们走到三湾井，见到一个妇女，饿得趴在地上，那妇女用微弱的声音说：“给我点饭吃吧……”刘翠容两姊妹觉得奇怪，她怎么知道我们带有饭呢？刘翠容想了想，就给了她一小团饭。回到家里，他们说给父母亲听了。他的父亲说：“一口饭，说不定也能救一条命啊。”
据罗璇讲，井研金峰一个姓蒲的人家，媳妇到儿子工作的地方去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饿得实在不行，老人知道生产队里才死的猪埋的地方，晚上，便去偷偷扒开，把猪弄出，煮来吃了。生产队按上级指示，怕传染，埋的时候，喷了农药。这一家老小五口人，被发现时，全死在了床上。
还有井研赛功的一个董姓人家，只剩了两兄妹。哥哥饿得不行，就在夜里去挖出一个白天才埋的小孩，煮熟后，装在一个大钵子里，叫妹妹来吃肉。他妹妹看见水面上飘的油珠，大颗大颗的。她吃着吃着，竟然拈着一个手指头。妹妹吓得再也不敢吃了。这事传出去后，公安局的知道了，把这女孩的哥哥抓去坐了几年牢。这两兄妹，竟然都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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