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讯问被告人环节，杨浩志只问了这样简单的几个问题，多少让杨毅有些意外。不过从他志得意满的表情，杨毅得以进一步确认他的指控逻辑。
虽然刑法第310条只有短短的两段话，对窝藏罪与包庇罪规定得很笼统，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骗司法机关的，已经成为包庇罪的典型构成要素。杨浩志看似简单的几个问题，指证了这样的逻辑：展鹏和汪强间有亲密的关系，实施犯罪的人是汪强，展鹏不仅故意顶罪从而欺骗司法机关，而且伪造了涉案证据，以达到帮助汪强逃避刑事追究的目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足以坐实对展鹏的包庇指控，怪不得杨浩志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涉入展鹏的案子越深，杨毅对这一点越有清醒的认识。他明白，的确很难推翻控方的指控逻辑，如果想为展鹏做无罪辩护，必须避其锋芒，兵行险着，寻找另外的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控方的猝不及防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许只有当控方进退失据，无罪辩护才可能有一线胜机。
杨毅明白，按照庭审流程，接下来将由他询问被告人。庭审就像在下棋，法庭调查就是控辩双方在排兵布阵，法庭辩论才是最后的厮杀。在思考辩护策略时，一个念头渐渐在他脑海中定型，无论是传唤警方人员当庭作证，还是提交新的证据，都是故布疑阵，在法庭调查阶段，他只能被动地消极防守，最大限度地麻痹控方，避免引发控方的警觉。控方越是感觉他没有胜机，他才越可能有机会。到了法庭辩论的时候，有了前边不知不觉的铺垫，或许他会寻找到一击致命的时机。所以，在原来的计划中，他打算放弃询问被告人，他不能早早地就让杨浩志产生警觉。可是法庭调查刚开始，双方就剑拔弩张，这多少打乱了他的计划，一时间，杨毅有些举棋不定。
李红低着头在卷宗上做标记，做完标记，她吁了口气，目光在法庭扫了一圈，然后说道，“下面，由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
杨毅看向展鹏，正碰上展鹏的目光，两人交汇了眼神，杨毅终于下定决心说道，“报告审判员，辩护人没有问题。”
李红和坐在杨毅对面的杨浩志，不约而同地向杨毅投去了诧异的目光。经常参加刑事审判的人都知道，辩护人当庭询问被告人，是庭审时少有的能为被告人澄清、辩解的机会，辩护人放弃询问并不常见。
李红皱皱眉，接着问杨浩志，“公诉人还有问题吗？”
“没有。”杨浩志回答得很直接。
李红将目光移向展鹏，打量了片刻之后说道，“被告人，下面法庭有几个问题向你了解一下。”
展鹏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李红。
“被告人，你是什么时候向警方提供汪强的线索的。”李红问。
“是在看守所被提审的时候。”展鹏回答。
这个问题一提出，杨毅就明白法庭是在确认立功情节，这是个好的现象，至少预示着有可能减轻处罚。
“你具体说一下。”李红面无表情。
“汪强在北京时自称丁峰，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丁峰，后来有一次警方提审时问我，是否认识汪强，当时我还很犹豫，因为一旦我承认认识他，就会暴露我们的关系。”
“就是刚才说的同性情人关系？”李红追问。
“是。”展鹏点点头。
“那你后来怎么做了？”
“警方告诉我，汪强原来在山西有案底，一直在逃，一天不抓捕他，就会给社会带来风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没再否认我们的关系。”
“然后呢？”
“警方问我是否知道他可能的落脚点，我说我不知道，但告诉警方，汪强有可能回到北京找我，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我家，或者我单位。”
“警方就是据此制订抓捕方案，进而抓到汪强的，对吗？”
展鹏的眼睛闪过疑惑的神情，摇摇头说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一次我在看守所里看到了汪强，我知道他落网了。”
“你对警方提供线索，似乎与你投案相矛盾，你为什么这么做？”
展鹏犹豫了一下，说道，“提审我的人是我曾经的战友，抓捕逃犯是他的工作和责任，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有义务帮助他，而且——”
“而且什么？”
展鹏重重地叹了口气，喃喃道，“毕竟我曾经是个刑警。”
“被告人，你大声重复一遍。”李红没有听清展鹏的话。
“毕竟，”展鹏吞咽了几口唾液，“我曾经是个刑警。”
杨毅暗忖，这应该算是个高分回答，展鹏没有唱高调，说得合情合理。
李红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的男人，展鹏微微低着头，避开了所有的目光。李红吁了口气，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身前的书记员，见他已经不再敲击键盘，知道他已经记录完毕，瞟了一眼杨浩志说道，“现在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包庇罪向法庭提供证据，并说明证据的种类、来源及要证明的事实。”
杨浩志在材料中抽出证据目录，站起来，环顾全场之后说道，“被告人为了达到帮助真正的罪犯逃脱法律制裁的目的，自行到刑警队投案，谎称是他自己实施了犯罪，欺骗司法机关，故意向司法机关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第一，是被告人展鹏的供述。
我们先看证据卷第1至第7页，这是被告人投案时警方对其做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被
告人供述，是他造成了受害人王可的意外死亡，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将王可抛尸，并向警方供认了他切掉王可手指的工具，即那把瑞士军刀。
我们再看证据卷第8至第17页，这是被告人被刑拘后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在笔录中被告人提供了和投案时相同的说法。
上述两份供述，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欺骗司法机关、为真正罪犯顶罪的行为。”杨浩志一口气说完，稍作停顿，冲着李红点点头。
“被告人展鹏，你对上述证据有意见吗？”李红问展鹏。
“没有意见。”
李红又看向杨毅，问道，“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杨毅站起身，看了一眼杨浩志说道，“辩护人对相关的询问和讯问笔录没有意见，但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在出示证据时，并没有宣读原始证据，而只是做了总结性的概述。众所周知，被告人在候审时，是无法看到询问和讯问笔录的，公诉人当庭不宣读原始证据，被告人无法获悉该证据的全貌，虽然当初被告人在有关的笔录上签了字，但过了这么长时间，他未必能记清笔录内容，所以法庭征询被告人对证据的意见，没有任何意义。同时辩护人发现，控方随卷提供的被告人的供述一共有四份，但公诉人只出示了前两份。辩护人怀疑公诉方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而未出示可能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杨浩志瞥了瞥杨毅，刚要说话，李红却抢先开了口。“鉴于本案案情简单，为保证庭审效率，公诉人可以对言辞证据进行概括性总结。”
“如此，辩方请求法庭同意，辩方可以将被告人供述视为辩方证据，并保留当庭宣读重点段落的权利。”
“同意。”李红看着卷宗，连头都没抬。
“我想，公诉人也不会反对吧？”杨毅笑吟吟地看向杨浩志。
“不反对。”难得地，杨浩志也回了个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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