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里，崇祯皇帝对辽东各项事务的安排，陆续在朝会之上通过，并很快就传了出来。
不管崇祯皇帝在这两天的朝会上经历了怎样的唇枪舌剑，总之，杨振一直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这一次，崇祯皇帝并没有临时变卦。
虽然杨振没有亲眼看到诏书圣旨，但是奉命向杨振传递消息的卢志德，却把朝议的大致结果一一告诉了杨振。
崇祯皇帝先后两次召见杨振的时候所做出的的重大决定，都一一兑现了。
杨振受封为金海伯，祖大寿受封为锦义伯，沈志祥受封为襄平伯。
同时，洪承畴这个蓟辽总督也要在年底以前出关北上，坐镇宁远城，开始真正担起督师蓟辽的重任。
至于辽东巡抚方一藻，则被免掉了辽东巡抚的职务。
但是，由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及杨振帮他说情，崇祯皇帝最后并没有将他闲置不用，而是给了他一个兵部添注侍郎驻山海关专理分司军务的职事。
兵部添注侍郎这个说法，有点像兵部编外侍郎的意思。
大明朝的六部编制多少官员，一开始都是有定数的。
比如兵部，除了兵部尚书之下，下面有一个兵部左侍郎，一个兵部右侍郎，然后就是各司的郎中，各司郎中下面，就是各司的主事们。
而所谓添注侍郎，多数都是临时设置的，目的是专任该部某一项事务，或者专理该部某一件事情的，这件事情一结束，这个职务也就随即撤销了。
方一藻这回所得的这一个兵部添注侍郎，就是这种类型的职事官，属于因事而设，事毕则罢的临时官衔。
崇祯皇帝本来是要罢免方一藻的，之所以最后给方一藻这样一个职务，主要是看在杨振为他求情的面子上。
杨振替方一藻求情，让崇祯皇帝觉得，这个方一藻仍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虽然他节制不了祖大寿麾下的辽东军，但是对杨振所部兵马还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对于朝廷节制指挥杨振所部还是有用的。
恰好根据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提议，今后杨振所部的兵马要转隶京营，兵部对杨振兵马的节制指挥，要通过山海关的兵部分司来进行。
这样一来，山海关的兵部分司衙署，就需要安排一个对杨振有影响的人来主理。
崇祯皇帝略一想，就把这两个事情二合一处理了，正所谓一事不烦二主，对杨振所部兵马的节制指挥，还是得交给方一藻来办。
可是如何安排这个方一藻呢？
崇祯皇帝还真是费了一番脑筋。
方一藻身为辽东巡抚，驻在宁远城中，却不能有效节制指挥宁远城中的辽东军，这一点让崇祯皇帝对他十分不满。
这一次，崇祯皇帝将他从辽东巡抚位置上拿下来，是对他的一个惩处，自然不可能再给他一个更高的或者平级的职务。
可是既然还要用他，那么将他从辽东巡抚这样的高位，一下子直接降到山海关兵部分司郎中的位置上，却又有点过了。
山海关内的兵部分司，在其设立之初级别不高，最大的官员是兵部派来的主事，叫做兵部分司主事。
后来山海关的地位越来越重，山海关内的这个兵部分司主官的级别，也开始提升，升为兵部分司郎中。
可是即便是升格为郎中，也不过是正五品而已，与巡抚这个从二品起的职务相比，其中的差距可谓十分悬殊。
于是，崇祯皇帝权衡了一番之后，最终给了方一藻这个前辽东巡抚一个兵部添注侍郎的头衔，让他坐镇山海关兵部分司，专理与杨振所部兵马的联络事宜。
对于这个结果，杨振当然满意。
对杨振来说，他的这次京师之行，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提前解决了可能由隶属关系而产生的种种麻烦。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杨振的金海镇兵马也好，征东先遣军也好，并不直接隶属登莱巡抚徐人龙指挥，也不直接隶属蓟辽总督洪承畴指挥。
洪承畴可以上书皇帝，然后通过兵部，调动杨振所部兵马参加关外的战事，但却不能直接指挥杨振所部，或者干预杨振所部的行动。
这样一来，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再发生在杨振的身上了。
当然了，要想完全杜绝这样的风险，那也不现实。
在如今这个局面之下，若是崇祯皇帝本人或者是洪承畴有了与满清议和之心，那么杨振就依然会有被自己人干掉的风险。
但是从眼下情况看，这个风险，尚在完全可控的范围之内。
杨振之所以不想在隶属登莱巡抚以及蓟辽督师麾下，主要还是从自己的自主权角度来考虑的。
就此而言，让方一藻这个既与自己相善同时又与陈新甲相善的人物，坐镇山海关兵部分司居中充当联络之人，显然对自己更为有利。
更难得的是，一直在京师帮其父亲奔走请托的方光琛，对于这个结果，也极为满意。
虽然是添注兵部侍郎，可毕竟也是兵部侍郎，方一藻宦海沉浮多年打熬出来的品秩，并没有怎么下降，而且还从相对危险的关外，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关内，别人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别，方光琛父子焉能不知道？
所以旨意一传出来，方光琛大喜过望，他又知道杨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很快就找到杨振，对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当然平台召见，杨振御前奏功的时候，陈新甲、张若麟都在场，散去之后，杨振说了什么话，自然传到了方光琛的耳朵里。
杨振在崇祯皇帝的面前，不仅给方一藻求了情，而且亲口提到方光琛的名字和功劳，这一点尤其令方光琛感激不尽。
虽然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表示，比如赐给方光琛一个正式的官身之类的，但是杨振的做法却让他无比心服，更坚定了他的追随效力之心。
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午后，杨振终于在宣武门内的京营驻地里面，迎来了由内阁副署的封他为金海伯、钦差总镇辽海松旅金复东江等处挂征东将军印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的诏书。
这一封诏书，是给杨振本人的。
因其本人正在京师之中，不必要非得等到回了松山城才能拿到。
至于杨振麾下其他有功该封的将领，他也早将该封的名单转呈到兵部去了。
那些人的封赏，自然是要朝廷派出专门的钦使，前往宁远、松山等地传旨的时候，见到本人，才好正式公布。
当然了，那些名单都是杨振自己敲定的，他自己心里当然有数。
却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封赏过后，杨振自觉此次京师之行各项事已了，又记起崇祯皇帝叫自己早日返回辽东的旨意，于是便当场通过传旨的内阁中书舍人提出了向崇祯皇帝陛辞的请求。
陛辞，就是臣子获得重要委任离京之前入宫面见天子，然后当面向天子告别并请示机宜的朝廷礼节。
杨振本想借着这个入宫陛辞的机会，再跟崇祯皇帝说一些事情的。
未料到，杨振提出的陛辞请求，并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允准。
或许是崇祯皇帝对杨振所提出的所谓匡救时弊的三条对策皆不满意，因而对他有所失望的原因吧，崇祯皇帝没有再一次召见他。
而且当天傍晚，崇祯皇帝便叫王德化派了卢志德前来，向杨振传达了口谕，叫杨振无须陛辞，领了诏书直接离京即可。
杨振肚子里虽然仍有许多话想对崇祯皇帝说，可惜没有了机会。
好在他之前在崇祯皇帝面前所说的那些话，也就是他在御前所献的那些匡救时弊的对策，并没有传播开来。
至少当他去大明门内、承天门外的兵部院署拜见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时候，陈新甲仍对他以礼相待。
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以及兵部其他官员，对他依然十分热情，为了他的事情跑前跑后四下张罗，俨然将其视为兵部院署的座上宾。
包括杨振提出的先到宣府探亲，再从张家口出关的请求，也当场给了文书，当场照准了。
这让杨振的心中略略安定了一点。
如果他在崇祯皇帝面前所说的那些话传了开来，那么他会立刻成为满朝文武大臣的众矢之的，到那时情形可就截然相反了。
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杨振领着带来京师的将士与车马，也带着此次京师之行所得的诏书、敕印与关防，从宣武门出了内城，然后走西便门出了外城，一路往西去了。
与此同时，杨振率部午门献俘，给大明京师带来的那一番热闹气象，也随着宣武门外骡马市前街与菜市交汇口处持续了三天的公开凌迟处刑的结束，而消散了。
杨振他们一行从辽东带到京师来的那些东虏首级，先是宣武门外示众了一天，然后就运到了朝阳门外继续示众展览。
至于被杨振带到午门献俘的活着的俘虏们，先是被拿到了宣武门外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活剐了，尔后又被砍下首级，送去了太庙与社稷坛，告慰祖宗天地之灵。
满鞑子十王爷多铎、辅国公屯齐的首级，以及图尔格、伊尔登、金维城、佟图赖、吴守进等梅勒章京以上将领的首级，还在告祭太庙与社稷之后，被崇祯皇帝下旨传首九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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